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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明:薪火相传 追梦未来——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的非洲研究

日期:2019-05-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宏明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基于国家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亚非洲所)自1959年筹建之日起便同步开展科研工作,至今已走过了60年的岁月。

  60年跌宕起伏,无论是波峰,还是低谷,作为中国非洲研究的拓荒者,西亚非洲所在非洲研究的海洋中始终以奋发向上的顽强毅力和韧性砥砺前行,奠定了中国非洲研究的基础,使中国的非洲研究有了传承。

  60年艰难跋涉,历经三代学人辛勤耕耘、薪火相传,西亚非洲所见证了中国非洲研究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的发展历程,目前在科研队伍和人员素质、学科建设与科研教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展,并保持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

  60年风雨同行,作为中国非洲问题研究的学术中心,西亚非洲所在中国的非洲研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是中国非洲研究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非洲研究的主力军。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亚非洲所亦可谓是中国非洲研究的一个缩影,其发展历程反映了中国非洲研究演化的历史脉络。站在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西亚非洲所的非洲研究以1981年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标志,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均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的先行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乃至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中,西亚非洲所的经历都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对非洲“有组织的”研究肇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可谓是“另起炉灶、白手起家”,西亚非洲所也因此从筹建之日起就同步开展科研工作。1961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接见非洲外宾时发表了关于加强非洲研究的讲话,并明确指示“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两个多月以后,作为中国首个成建制的专门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西亚非洲所应运而生。在成立后的前20年,西亚非洲所一直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双重领导,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所的职责和定位。

  事实上,成立西亚非洲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党和政府的对非工作提供决策咨询,这就注定了其“研以致用”的角色定位。经中央批复的办所方针也申明:要“根据党和政府开展西亚非洲地区工作的需要,有计划地、有重点地、系统地调查研究西亚非洲各国的现状和历史”,“并以研究该地区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同时,配合外交工作,在接待非洲外宾和出访非洲等方面,提供研究材料和研究成果”,“为中央对中东非洲地区的重大决策服务”。从研究所的工作性质和服务对象来看,其角色定位或工作重心都非常明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好党和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

  作为当时唯一从事非洲重大现实问题动态和对策研究的科研机构,研究所初始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完成上级交办的指令性任务,研究成果多系集体合作的产物,成果形式多系内部报告,上级领导的批复是评价科研成果价值或优劣的重要指标。在成立的前20年内,研究所在全所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一时期的成果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论文及公开或内部出版的著作,但这类成果不多,其中论文和一般性文章200余篇,编译文章150余篇,著作12部,其中的代表作是在1962—1966年陆续出版的《非洲手册》丛书(包括概况部分1本和列国志部分7本)和1981年出版的《非洲概况》。另一类是内部资料和研究报告,这类成果为数众多,几乎与我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非洲重大问题在这类成果中均有所反映,涉及非洲政治、外交、经济以及人物、事件等。这些成果部分刊载在内部刊物上,更多的是直接报送职能部门,因此并不为人所知。

  事实上,即便是学术著作也是兼具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双重属性,诚如《非洲手册(概况部分)》的“编者说明”所言,编撰这套丛书主要是供政府职能部门和外事工作者参考。而《非洲手册(概况部分)》更是依据决策层的指示精神立项的,因此,编撰此书成为当时西亚非洲所的主要工作。由于缺乏对非洲研究的积淀,要在短时间内比较系统、准确地梳理非洲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历史、地理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并非易事。历时5年出版的《非洲手册》丛书是西亚非洲所成立后出版的首批科研成果。这套丛书为周恩来总理首次出访非洲提供了参考,也因此得到外交部领导的好评。从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传承的视角看,《非洲手册(概况部分)》是建所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亦是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我国学界全面介绍非洲情况的奠基之作。此后,举全所之力完成的《非洲概况》也是在此书基础上的扩编和更新,也为西亚非洲所日后编纂《简明非洲百科全书》《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及《非洲列国志》丛书打下了坚实基础。

  受制于当时的科研条件和“时空环境”,西亚非洲所在初创阶段的非洲研究或许存在一些缺憾,但是,从中国非洲问题研究的传承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正是西亚非洲所老一辈学人在艰苦环境中的拓荒之举,开启了中国“有组织的”非洲研究的帷幕,奠定了中国非洲问题研究的基础,使中国的非洲研究有了积淀和传承,同时,也为确立西亚非洲所在国内非洲研究中的学术中心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的主力军

  1981年,西亚非洲所从中联部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办所方针和科研任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逐步明确为以非洲地区和国家当代政治经济发展及国际关系问题为研究重点,兼顾非洲社会文化研究,全面推进非洲研究学科建设;同时,以基础研究为依托,开展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和储备性的应用研究,更好地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全所在20世纪80年代,科研工作的重心基本完成了从注重非洲现实问题的动态研究,向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方向发展的过渡。进入90年代后,开始全面推进学科建设,经过“九五”至“十五”2个科研发展规划的实施,全所的非洲研究基本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学科布局:在非洲研究二级学科之下,依托研究室构建了非洲政治、非洲经济、非洲国际关系和非洲社会文化4个三级学科,既照顾到面,同时也突出重点。“十一五”至“十三五”时期,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强化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室建设,在非洲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对非洲重大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布局也更有针对性。特别是在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启动后,基于中央对社科院的“三个定位”,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要求,瞄准非洲研究的应用前沿,在既有学科基础上又创设了“中国与非洲关系学科”,并依托“中国对非洲投资战略研究”“中国对非关系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研究”“中国与西亚非洲国家关系的国际舆情研究”4个创新研究项目,优化配置科研力量,围绕事关中非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紧迫而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专题研究。

  学科建设是检验一个研究所办得好坏的重要一环,而对学科建设成效判断标准则主要体现在是否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从近40年的实践结果来看,西亚非洲所非洲学科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比翼双飞,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智库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一)基础研究成绩斐然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陆续推出一批学术积淀深厚、理论功底扎实、在学界反响颇大的专著、论文,其中的一些成果系学科奠基之作,代表学科最高水平,还有一些学术成果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据不完全统计,自1981年划归中国社科院以来,西亚非洲所共出版学术著作和工具书20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0余篇,有200余部(篇)科研成果获国家、院级或省部级及所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葛佶主编的《简明非洲百科全书》(2000)和赵国忠主编的《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2000)被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确定为“八五”和“九五”期间重点选题和出版项目,是我国第一次编纂出版的全面、系统阐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西亚北非各个领域、各个国家历史与现状的大型工具书。由杨光和温伯友主持的《非洲列国志》项目是西亚非洲所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学科基础研究课题,已经出版33本,是目前国内最全面、系统的国别研究著述。上述两套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和出版对推动非洲研究和学科建设意义重大,同时也彰显并巩固了西亚非洲所在国内非洲研究中的学术中心地位。

  在非洲研究二级学科之下,西亚非洲所的非洲政治、非洲经济、非洲国家关系和非洲文化等三级学科研究也硕果累累。其中,非洲政治学科的代表作包含吴秉真、高晋元主编的《非洲民族独立简史》(1993),唐大盾等著的《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1988),徐济明、谈世中主编的《当代非洲政治变革》(1998),张宏明著的《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1999),以及贺文萍著的《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2005)等。这些著述串联起来俨然就是一部非洲政治发展史,分别在国内非洲政治的细分领域研究中具有奠基或开拓性作用。

  非洲经济学科的代表作有西亚非洲研究所编的《非洲经济》(一、二两卷)(1987),陈宗德、吴兆契主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87),杨德贞、苏泽玉主编的《非洲市场经济体制》(1994),谈世中主编的《反思与发展: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性》(1998),陈宗德、姚桂梅主编的《非洲各国农业概况》(上下卷,2000)。安春英著的《非洲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2010),杨宝荣著的《债务与发展:国际关系中的非洲债务问题》(2011),朱伟东著的《非洲涉外民商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2013),朴英姬著的《外国直接投资与非洲经济转型》(2015),朱伟东著的《非洲商法协调组织》(2019)等。这些著述基本上也是沿着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脉络展开的,并且从不同角度系统阐述了对非洲经济发展的主要领域或重大问题的看法。

  非洲国际关系学科的代表作有吴兆契主编的《中国和非洲经济合作的理论与实践》(1993),李智彪主编的《非洲经济圈与中国企业》(2001),高晋元著的《英国—非洲关系史略》(2008),李新烽著的《非洲踏寻郑和路》(2005),李新烽主编的《郑和与非洲》(2012),张宏明主编的《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与非洲经贸合作研究》(2012),张永蓬著的《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中国与西方援助非洲比较研究》(2012),杨立华等著的《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发展总体战略研究》(2013),智宇琛著的《中国中央企业走进非洲》(2016),杨宝荣著的《非洲开放式自主发展与“一带一路”中非产能合作》(2018)等。这些研究涉及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诸多领域,在理论与实践、政策与战略层面回应中非合作面临的新挑战或新问题。

  社会文化学科的代表作有杨光、温伯友主编的《当代西亚非洲国家社会保障制度》(2001)和张宏明著的《近代非洲思想经纬》(2008)等。除了上述学科成果之外,国别研究也有声有色,代表作有葛佶等著的《南部非洲动乱的根源》(1989)和《南非:富饶而多难的土地》(1994),杨立华等著的《南非的政治经济发展》(1994),陈一飞主编的《开拓南非市场:环境与机遇》(1994),何丽儿著的《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津巴布韦》(1995),王金岩著的《利比亚部落问题的历史考察》(2018)等。这些著作分别从研究对象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民族等角度,探究其社会形态演进或现代化进程。

  (二)智库建设成效卓著

  作为国内最大的多学科、综合性非洲研究机构,西亚非洲所不仅在基础研究方面成绩斐然,在对策研究及智库建设方面同样成效卓著。基于智库研究的传统和底蕴,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深刻领悟,以及报效国家的崇高责任感,西亚非洲所智库研究成效显著,突出体现在向党和政府决策部门报送信息的投稿量,特别是约稿量、采用率、反馈率、批示率均有程度不同的提升。

  在划归社科院的前20年,以内部刊物《西亚非洲资料》及《西亚非洲调研》为载体,西亚非洲所持续就中东和非洲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提出看法和政策建议,供中央领导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参考,除此之外,还向政府有关部门报送内部报告。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启动后,随着“走出去”战略在非洲实施步伐的加快,西亚非洲所非洲问题智库研究重新拾起上升的势头。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为了配合中国“走进非洲”,西亚非洲所先后承接了外交部、商务部、安全部、文化部、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等部委20多项委托课题,其中有些研究课题可谓是拓荒之举。例如杨立华主持的商务部委托课题《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白皮书》(2003)和《中非经贸合作未来五年(2003—2007)发展规划研究报告》(2003),在梳理中非经贸合作主要领域家底的基础上,首次尝试制订中非经贸合作的中期发展规划。除了为政府职能部门建言献策外,西亚非洲所还先后完成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非发展基金等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以及中国石油集团公司、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等国有大型企业的20多项委托课题。其中张宏明和姚桂梅主持的国开行《非洲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研究》(2008),涵盖国别研究报告,次区域研究报告及非洲大陆总报告三大部分,合计140万字。西亚非洲所为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做的2套“非洲国家投资风险评估报告”,其字数也都在100万字以上。上述委托课题、咨询报告或风险评估报告均获得委托方的赞誉,在中国“走进非洲”的进程中特别是初始阶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西亚非洲所科研人员紧密结合中央决策需求,以“创新项目组”为单位,依托基础研究或系统研究,充分发挥多学科研究优势,以回答中国与非洲关系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取向,利用各种信息报送渠道,加大信息研究和报送力度,为中央和政府对非工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与此同时,由张宏明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及其演化趋势》和李新烽主持的《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系列智库报告(中英文版各10本)先后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和2018年度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

  目前,西亚非洲所承接的具有“智库研究”性质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大类:其一是中央或政府有关部门交办的指令性任务;其二是通过中国社科院报送的各类内部报告;其三是承接相关部委的委托课题;其四是国家高端智库的年度委托课题等。除了上述的内部报告外,还有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智库报告》和《非洲发展报告》。按照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决策影响力这四项指标综合评估,西亚非洲所也已成为国内非洲问题智库研究当之无愧的主力军。

  除科研成果外,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西亚非洲所专业技术队伍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和知识结构也不断优化。截至2018年底,全所共有专业技术人员55人,其中正高15人、副高15人、博士37人;科研队伍的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形成了以中青年科研人员为骨干的科研队伍。西亚非洲所于2013年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现有7位专家担任博士后站合作导师,加快高端后备人才的培养。此外,西亚非洲所还掌管着中国亚非学会和中国中东学会两个全国性学会,所有这一切都为西亚非洲所的非洲研究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创中国非洲研究的新局面

  六十年风雨兼程、薪火相传,半世纪春风化雨、木铎金声。追忆以往,是为了铭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使我们的前进步伐迈得更加坚实。西亚非洲所有着辉煌的过去,58年前,在毛泽东同志“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以加强对非洲了解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西亚非洲所作为中国首个研究非洲问题的专业机构应运而生。58年后的今天,为落实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的“中国决定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以深化中非文明互鉴的指示精神,有着深厚智库研究传统和学术研究底蕴的西亚非洲所再次荣幸地担负起国家和时代赋予的重任。在这个春意盎然、万物争辉、充满希望的季节里,中非学者将相聚在北京,满怀喜悦地迎接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成立庆典。这是中非学术界的一大盛事,必将在中非文化,特别是中非学术交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西亚非洲所的非洲研究也将在新的历史机遇下踏上新的征程,开启新的篇章。

  人文交流是中非关系全面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学术交流是中非人文交流的核心和基础,中非人文交流离不开学术交流,特别是中非学者之间的切磋与合作。中国非洲研究院的宗旨就是深化中国与非洲各国之间的文明互鉴,加强治理和发展经验交流,为中非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共同建设面向未来的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构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成立是北京峰会在“人文交流行动”方面务实成果的最大亮点,是中非在更宽范围、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开展合作的重要体现。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成立必将推动中非深化理解、增进友谊、凝聚共识,为中非合作提供更加厚实的精神滋养,为中非友好合作持续健康发展筑牢人才、人脉根基。成立中国非洲研究院对于进一步加强中非人文交流,巩固和发展中非传统友谊与合作关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央将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列为中非合作“八大行动”中“人文交流行动”的首要任务,表明中央对促进中非人文交流和智力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习近平同志的远见卓识。

  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成立必将促进中国的非洲问题研究,《学记》有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如果中国与非洲缺乏文化和学术交流,同样会导致彼此认知上的狭隘与偏颇。随着中非人文交流特别是学术切磋的密切,必将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互信,使中非传统友好合作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未来的中国非洲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将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双向研究,中非学者互将非洲和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二是合作研究,由中非双方学者组成联合团队,共同开展合作研究;三是实地考察,中非学者从实地调研、考察中获取一手资讯,用事实说话,使研究成果的质量更加坚实。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成立,开创了中非人文合作和学术交流的新模式,中非双方的学者将本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携手共进的原则,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托。中非学者间的交流与合作必将推进中国与非洲双向研究。西亚非洲所也将在新机遇下,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以创新工程为抓手,加强学术型高端智库建设,完善非洲研究的学科体系,探索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促进、比翼双飞的新路径,进一步提升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植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经过60年的积淀,特别是近年来的不懈努力和完善提高,进一步巩固了在国内非洲研究中的优势地位。作为国内最大的非洲问题多学科综合性科研机构,西亚非洲所将依托社科院学科齐全、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资讯发达、渠道畅通的优势,借助创新机制办好中国非洲研究院,担负起中非合作研究、学者互访、学术研讨、人员培训、成果传播等工作任务,不辜负国家的重托和时代的使命。西亚非洲所不仅有着辉煌的过去,更拥有希望的未来。我们将勇立时代之潮头,乘着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的东风,扬帆起航、踏浪前行,开启中国非洲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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