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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黄皮书 《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 发布

日期:2019-09-24

来源:西亚非洲公众号 

    2019年9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召开。本期《非洲黄皮书》的部分作者、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在京非洲学界代表及十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共计50多人与会。    

新书发布会现场    

  发布会由《非洲黄皮书》主编张宏明研究员主持,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中国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新烽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出席发布会并致辞。出席发布会的还有西亚非洲研究所党委书记郭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非洲研究院副院长王林聪。 

  本期《非洲发展报告》专题栏目的4位撰稿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黎文涛副研究员介绍了非洲政治发展新特点;中国社会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张永蓬研究员阐述了非洲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与非洲关系的最新发展态势;中国社会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室朴英姬副研究员介绍了非洲经济形势并预判了其发展前景;中国社会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主任李文刚副研究员介绍非洲伊斯兰教的现实状况、社会政治影响和演化趋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徐伟忠研究员、商务部研究院副主任金锐研究员先后就本期《非洲黄皮书》发表评论。 

  本期《非洲发展报告》由主报告、专题报告、分报告、专题报告、国别动态、市场走势和文献资料七部分内容构成。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外交部非洲司、中非发展基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等职能部门和科研院所。 

  主报告非洲形势的最新发展态势及中非关系发展的最新进展,皮书编委会继续邀请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戴兵撰文,就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开辟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美好未来发表见解。 

  地区形势栏目中的3篇文章重点分析了2018年非洲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经济发展状况和大国与非洲关系的新动向,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预判。 

  专题报告栏目由6篇文章构成,分别从全非或国别的视角,解析了非洲传统宗教、非洲伊斯兰教、非洲基督教和民族问题的现实状况、社会政治影响和演化趋势。 

  国别动态栏目选取了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刚果(金)和喀麦隆5个国家,就其在政治、经济、安全或外交等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展开评述并预判其发展前景。 

  市场走向栏目的3篇文章由商务部贸研院的3位专家撰稿,着重分析了2018年非洲对外贸易、国际对非洲投资和援助的最新动态。 

  文献资料栏目介绍了2018年中国非洲研究的最新进展,编制了非洲地区大事记和非洲国家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内容导读 

    

  非洲形势、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及中非关系展望   

  《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指出,2018年以来,非洲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局面,延续较好发展态势,“求和平、谋发展”成为非洲国家普遍共识。联合自强和一体化进程取得重要进展,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式启动。非洲国际地位和影响持续提升,主要大国更加重视非洲,竞相加大对非投入。 

  黄皮书指出,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召开。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提出构建“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将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同非盟《2063年议程》、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入对接,推出以实施“八大行动”为核心的上百项全面深化中非合作的新举措。峰会开启了中非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树立起中非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新的历史丰碑。峰会结束后,中非双方立即投入到各项后续行动落实工作中,进展顺利。随着峰会积极效应持续释放,中非关系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一是中非战略互信迈上新高度。从峰会结束到今年5月,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20多个非洲国家和非盟总部,11位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华访问或参会,中非政府、政党、议会和军队交往更加密切。中非领导人“走亲访友”式的高频互访为中非关系发展夯实了政治基础。二是中非务实合作焕发新光彩。在“八大行动”带动下,中非贸易、投融资等传统领域合作克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电子商务、海洋经济、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合作方兴未艾。中非合作正逐步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立体格局,朝着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三是中非共同发展装上“一带一路”新引擎。截至今年5月,中国已同40个非洲国家及非盟委员会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非洲成为签署“带一路”协议国家数量最多的大陆,也是参与意愿最积极、最坚定的方向之一。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早期收获,一批重大项目为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四是中非人文交流呈现新气象。近年来,中非人文交流日趋活跃,人民情感纽带日益紧密。峰会后,中国非洲研究院正式成立,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增强版全面启动,“中非友谊”中国政府奖学金正在积极落实。五是中非和安合作注入新动力。中方决定设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加大支持非洲常备军、萨赫勒五国联合部队等建设,中非实施和平安全行动对话会成功举行。六是中非团结协作作出新贡献。中非领导人在论坛北京峰会上旗帜鲜明地发出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的强有力声音,共同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为充满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国际形势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中非在国际事务中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决心更加强烈。 

  当前,中非关系互信深厚,基础牢固,底气更足,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论坛北京峰会积极效应持续释放,推动中非合作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非洲国家深化对华合作的愿望更趋追切。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非洲国家“向东看”势头进一步增强。同时也要看到,大国在非竞争愈加激烈,给中非合作带来了更多困难和压力。个别域外势力始终以冷战思维看待中非合作,不断进行抹黑、干扰,中非合作面临的外部风险增多。 

  新时代中非关系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全面落实“八大行动”等峰会成果,推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原文见《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撰稿人:戴兵) 

    

    

  非洲政治安全形势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指出,近年来,非洲政治与安全形势总体呈现出向好、向稳的发展趋势,之前困扰非洲稳定和发展的痼疾有所缓解,从2017年至今这种趋势更加明显。首先,非洲政治安全形势持续改善。一是选举政治趋于理性,多个非洲国家权力平稳过渡,选举政治所引发的部族冲突和社会动荡大幅下降。二是非洲安全形势总体有所改善,部分“热点”问题降温,具体体现在暴恐形势有所改观,南苏丹和平再现曙光,索马里和平进程向前推进。三是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关系转圜,成为2018年非洲地区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埃塞与厄特关系转好不仅深刻改变两国发展走势,也彻底改变了非洲之角既有地缘格局,在埃厄和好带动下,2018年厄特与吉布提、厄特与索马里之间也分别宣布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其次,非洲在抱团发展和自主发展的道路上进展步伐明显加速。长期以来,非洲国家在发展与安全问题上过多的依赖于外部世界,在涉及非洲的重要议题和热点问题上,非洲自身的“自主权”和“领导权”难以显现。非洲国家为改变这种现状,在政治实践中有意借鉴欧洲一体化经验,想以“非洲联合”来强化内部团结,整合资源,用一个声音说话,以争取主动,强化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但非洲的历史进程与经济发展程度和欧洲大相径庭,其一体化的进程更为艰辛困难。但近年来,非洲抱团发展和自主发展明显提速。一是非洲国家在一体化问题上的政治决心和共识提升,非盟改革力度空前。二是一体化建设的相关重大举措正在逐步落地,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和非洲单一航空市场建设是当前非洲一体化进程最受关注的两大项目。三是在和平与安全领域,非洲努力提升自主维稳的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非洲政治与安全形势总体上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一些长期困扰非洲的政治难题有所缓解。但非洲的发展水平低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在国家经济社会转型中,一些新问题涌现。一是非洲经济社会面临“三期叠加”风险,政府治理短板凸显。当前,很多非洲国家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社会结构优化等多重任务短期内交叉重叠,发展中的社会公平问题集中凸显,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劳资矛盾等多种矛盾积聚并发。二是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体制僵化,政权颠覆性风险加大。部分国家执政党治理能力不足,内部矛盾不断积压。随着非洲民主化转型的持续推进,非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在发生转变。目前,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长期执政,“老人政治”现象突出,社会民众出现厌倦心态。三是域外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已开始蔓延至非洲。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大国间的竞争和对抗升级,中东地缘政治白热化对非洲地区稳定产生直接冲击。这都对非洲政治安全稳定构成新挑战。 

  总之,非洲政治安全形势总体延续了趋稳向好的态势,非洲国家的内生性治理因素作用渐强,联合自强的趋势和效果也进一步显现,但在非洲民主政治依然不成熟、大国博弈加剧、中东地区竞逐外溢等内外不利条件的影响下,非洲的政治安全还面临着复杂深刻的挑战。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非洲国家政治的内部普遍趋稳趋治,自主维护安全、提高治理的能力增强、观念改进,虽有外部各种风险挑战溢出干扰,但不至于逆转非洲政治安全总体改善的大趋势。同时,非洲政治安全形势的动态变化与中国外交、海外利益保护密切相关,中国应该继续助推非洲国家加强维和维稳改善治理的能力,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原文见《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撰稿人:黎文涛、王磊 

    

    

  非洲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不确定性风险    

  《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指出,2018年,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回升、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增强、国内需求增长强劲等因素影响,非洲大陆经济增速继续超过3%的水平。预计2019年非洲经济增长率仍将保持在3.5%左右,主要拉动因素有私人消费和公共投资持续增长、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石油产量增加、良好的天气条件等。预计2019年东非地区经济增速将提升至6.4%,主要拉动因素有私人投资、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同步增长、工业和服务业扩张、私人消费持续快速增长等。受益于加纳、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尼日利亚经济复苏势头增强,2019年西非地区经济增速预计将提升至3.4%,主要拉动因素有石油价格上升和石油产量增加,服务业扩张、私人消费和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增长等。预计2019年,中非地区经济增速将提高至2.5%,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增加,农业综合经营、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同步增长等因素;北非地区经济增速将略降至3.4%,主要源于石油价格上升、天然气产量增加、对非石油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持续投资等因素;南部非洲地区经济增速将提高至2.1%,主要受益于农业产量增加和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等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将为非洲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来源,未来区域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大大降低,区域内贸易规模将不断扩大,这将促进各国生产、服务多样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最终区域内贸易、经济多样化和工业化之间将有望步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性轨道,为非洲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坚实的基础。 

      展望未来,在上述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之外,还应看到非洲经济可持续增长仍然面临诸多域内外的风险因素。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发达经济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减缓,全球工业生产和贸易增速出现下滑,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缩减,美国和中国贸易争端悬而未决,尽管主要的工业类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但是石油价格波动性仍然较大,未来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为了抵御外部环境恶化的冲击,非洲国家需要更多地倚重内生动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然而从域内发展层面来说,非洲国家面临政府债务风险上升、粮食安全形势严峻、长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制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风险因素。非洲部分国家还面临政治局势不稳定、社会治安恶化和恐怖主义袭击等政治和安全风险。当前非洲国家的财政赤字、经常项目逆差状况仍未改观,部分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高企,宏观经济稳定性依然堪忧。迄今为止,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尚无法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对于非洲国家来说,若要推动国民经济步入可持续增长的良性轨道,当务之急是寻求有效应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潜在风险的政策举措,构建符合各国国情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新路径。 

  (原文参见《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8月,撰稿人:朴英姬) 

    

    

  在战略调整与深化合作中发展的大国对非洲关系     

  《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指出,2018年,主要大国与非洲关系总体上呈现出战略调整与深化合作两个基本特征。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对非合作的主要国家之一,美国对非洲战略经历了重大调整,其对非合作将在“美国优先”的原则下推进,但非洲利益是否能够得到维护将存较大疑问。形成对比的是,欧盟及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非合作进一步推进,其对非政策及合作平台显示了较强的延续性。金砖国家对非合作继续扩大深化。2018年非洲国际关系最为突出的事件当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峰会显示了中非合作的美好前景和深厚基础,为南南合作提供了范例。 

  2018年美国对非外交有两大举措值得关注:一是当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更好利用推动发展的投资》(BUILD,俗称“建设法案”)法案;二是12月推出美国对非洲新战略。当年美国对非洲外交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美国优先”理念下,美国对非政策较之以往更具有选择性。其中,非洲之角地区成为美国插手的重点地区,特别是推动了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和平和解进程。二是中国因素成为美国对非新战略和对非政策的重要考量。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其他美国高官,在其访非或是提及美非关系时,多数情况下都会提到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及其对美国利益构成的挑战。三是美非经贸关系继续推进。总体看,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非关系相比,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非关系处于相对保守、收缩的状态。从根本上讲,这种情况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有直接关系。 

  2018年,欧盟与非洲关系在非盟-欧盟伙伴关系的框架下继续深化发展。当年欧盟在贸易投资、教育、和平与安全、政府治理以及移民等各领域对非合作都取得积极成果。欧盟已成为非洲安全问题的重要对话合作伙伴,也是对非发展援助、经贸及文化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的重要一方。 

  作为在非洲有传统影响力的大国,2018年法国对非外交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视非洲、特别是法语非洲国家的安全和反恐问题,将反恐安全置于解决移民问题的背景下考虑;二是继续发展与非洲联盟的关系,继续保持非洲对于法国大国地位的基础性作用;三是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保持在非洲的军事硬实力是法国长期影响非洲的坚实基础。 

  日本对非关系继续在合作中推进。通过“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日本逐步将对非合作推向战略层面,意图使日非合作平台成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工具。日本在对非合作中同样强调帮助非洲国家的联通建设,但突出有对抗中国意味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在战略层面,日本意图将非洲纳入其“印太地区合作”框架内,并继续将联合国及安理会改革及所谓“海洋秩序”话题与其对非合作相联系。2019年8月召开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突出“技术与创新”主题,日本政府和非洲发展银行宣布为非洲提供3000亿日元(约合28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日本对非合作在规模上越来越呈现出战略性。 

  2018年7月,主题为“金砖国家在非洲: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共谋包容增长和共同繁荣”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自南非于2010年加入金砖机制以来,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引领非洲国家进入新的国际合作平台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在南非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明确提出“加强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政策方向,并启动面向未来的“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同时,以“金砖+”为平台,金砖机制将进一步拓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从本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及其成果看,金砖国家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在领域和范围上进一步深化。 

  2018年9月,主题为“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召开,会后发表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两个重要文件,提出未来三年及今后一段时间中非合作的“八大行动”,中国政府宣布非洲国家提供600美元资金用于帮助非洲发展。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中非关系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进一步深化发展的表现:一是在发展战略目标上进一步对接。中非双方一致认同并同意共同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其具体途径和目标是通过一带一路与非盟《2063年议程》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实现中非双方的共同发展。二是推出对非经贸合作的“五个方面”和“八大行动”。五个方面包括:创新对非经贸合作机制;加强经贸合作区建设;鼓励企业扩大对非投资;促进中非贸易发展;开展自贸合作。这些内容是指导至少今后三年对非合作新的框架思路;“八大行动”是2015年《十大合作计划》的进一步延伸和升级,除了支持非洲工业化,还将在绿色发展、自贸区建设、升级经贸合作区等多领域落实相关支持措施。此外,人文交流领域提出成立“中国非洲研究院”的重大举措,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成立有利于弥补中非关系在文化教育、学术及智库交流等“软领域”的发展,有利于中非关系的可持续深化发展。 

  中非合作论坛2018年北京峰会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将中非合作提升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同时将一带一路建设全面纳入中非合作,从而形成以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战略框架,以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为合作平台、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合作架构。从战略目标看,2018年北京峰会以及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合作,在近期是为应对大国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抬头,远期则是实现中非及至全球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框架。 

  总体上,2018年主要大国与非洲关系呈现出既有战略调整,亦有深化发展的趋势。欧盟、法国、日本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等主要大国对非合作总体呈现深化发展趋势。 

  展望未来3—5年的大国与非洲合作,总的趋势是大国越来越重视非洲,非洲国家选择发展伙伴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鉴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非政策过于强调美国利益,如果没有特定因素变化,预计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美国对非合作不会有太多亮点,非洲国家难以从美非关系获取实际好处;欧盟曾经并且继续成长为对非合作的重要一方,其对非合作力度和在非洲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法国、日本以及英国等发达国家对非合作将不断推进;以中国和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非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原文见《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撰稿人:张永蓬)    

  

  

非洲传统宗教蕴含的价值观念和影响力     

  《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指出,传统宗教系非洲原生性宗教信仰之统称,它涵盖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中产生和存在过的所有宗教形式。非洲传统宗教是一个复合概念,虽然在宏观上可以将散布在非洲大陆各个族群的宗教信仰统称为传统宗教,但就微观而言,实际上它是一种“族属”宗教。 

  非洲大陆地域辽阔,族群众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非洲仍然存在着数以千计的族群,其中的许多族体仍然遵从或信奉传统宗教信仰。这些族群大小不等、强弱不一,处于经济发展或社会组织的不同阶段,反映在宗教信仰和崇拜仪式上亦不尽相同,从而使得非洲传统宗教信仰种类繁多、形式各异,富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或族群特征。 

  虽然非洲传统宗教的外在形式种类繁多,然而其信仰内涵又往往又大同小异,大都属于同一种或同一组模式。因为在这些差异性的表象下面,却蕴涵着遍及整个大陆的共同的信仰核心,而且,较之非洲传统宗教外延形态的多样性,其内涵本质的同一性更为重要,其中的某些观念至今仍然规约甚或支配着非洲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 

  非洲人笃信宗教,对自然、社会和精神现象的解释亦往往源于传统宗教信仰,宗教与生活的统一构成了非洲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并在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传统宗教同样也是非洲传统价值观念的重要源头,非洲人统一和谐的宇宙观,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注重现世生活的处世态度,群体本位的共同体意识,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等均可在传统宗教信仰中寻觅到其踪影。 

  非洲人是深刻的宗教存在,传统宗教信仰解释了非洲人对宇宙的性质、结构,以及人类在其中位置的看法,同时也阐释了人作为社会成员的本质的认识。这些看法或认识关乎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与自然、与神灵,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各种活动的意义等。尤为重要的是,在非洲,传统信仰不是与日常生活截然分开的专门的宗教信条,而是一种广为散播、约定俗成、深入非洲人心的伦理道德。宗教与生活的统一构成了非洲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并在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及其各个层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毋庸讳言,非洲国家不断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已经程度不同地改变了当今非洲人的生活和观念,但同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构筑在传统宗教信仰基础上的传统价值观念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在非洲传统的医疗、法律、制度、观念层面体现得尤为明显。目前非洲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之中,但是,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非洲人没有忘记自己回家的路。传统信仰在现时非洲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是根深蒂固的。 

  (原文见《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撰稿人:张宏明)    

    

  非洲伊斯兰教的内涵、影响及演化趋势     

  《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指出,作为外来宗教,较之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在非洲的历史更悠久,对非洲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更显著。北非在7世纪经历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后,成为伊斯兰-阿拉伯世界重要组成部分。西非、东非均有大量民众信奉伊斯兰教。尼日利亚的穆斯林人口将近一亿,是非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事实上,几乎每个非洲国家都有数量不等的穆斯林群体。伊斯兰教传入非洲后,同当地传统宗教经历长期碰撞与融合,呈现鲜明非洲特色。非洲伊斯兰教以逊尼派为主,苏非主义影响很大,卡迪里教团、提加尼教团和赛努西教团等是非洲的主要苏非教团。 

  伊斯兰教带给非洲人的不仅仅是一种“一神教”的宗教信仰,它还从语言文化、社会思想、行为规范等方面对非洲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斯兰宗教文化塑造了北非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圈、西非豪萨文化圈和东非斯瓦希里文化圈。伊斯兰教对非洲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穆斯林采用了与其他宗教有所不同的服装,建立了清真寺作为聚会场所,引入了伊斯兰教的节日。此外,伊斯兰教在推动非洲教育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伊斯兰教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非洲人皈依伊斯兰教后,建造了自己的清真寺和学校,并开始在清真寺和伊玛目或穆斯林学者的住所向人们传授伊斯兰教知识。伊斯玛仪派运动和阿赫默底亚派运动传入非洲后,不仅推动了东非、西非的伊斯兰教研究,还在穆斯林学校推行现代科学教育方面做出了成绩。 

  伊斯兰教对非洲政治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化进程。伊斯兰教对非洲民族国家构建具有双重影响力:凝聚力与离心力。在一些国家,如塞内加尔,伊斯兰教作为不同民族的共同信仰,其凝聚力就比较大;在另一些国家,如尼日利亚、苏丹等国,伊斯兰教表现出的离心力可能更大些。通常,伊斯兰教的凝聚力与离心力在不少国家同时存在。只不过由于具体国情不同,特别是民族宗教结构不尽相同,这两种影响力的强弱程度差异可能比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对一些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构成严重威胁。从民主化的角度看,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多党民主化浪潮席卷整个非洲大陆,非洲穆斯林参与政治的热情进一步高涨,渠道也更加多样化。伊斯兰教的组织,如苏非教团,事实上成为非洲国家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穆斯林表达政治意愿的重要渠道。从总体上看,非洲穆斯林对民主化持积极态度。虽然除苏丹、南非等之外的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禁止成立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但在一些国家,合法或非法的伊斯兰教政党或激进势力仍会不时对民主化造成困扰。 

  从发展趋势看,伊斯兰教在非洲的发展仍将处于较为有利的境地。因为非洲有诸多利于伊斯兰教发展的因素。伊斯兰教同非洲人的社会与家庭生活融合度比较高,非洲人成为穆斯林后不会感到与其传统社群的疏远。伊斯兰教的教义很容易理解,没有神学上的纷繁复杂或形而上学的争论。与此同时,非洲伊斯兰教也面临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严峻挑战。伊斯兰教是维系非洲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此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非洲穆斯林同外界的联系和互动将更加密切和多元。 

  总之,伊斯兰教不仅在非洲的分布地域非常广阔,而且还具有非常鲜明的非洲特色。数以亿计的非洲穆斯林和众多非洲穆斯林国家是全球穆斯林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以往人们对非洲伊斯兰教和非洲穆斯林的了解本来就非常有限,随着西方国家的反恐战争,人们对非洲伊斯兰教的误解甚至有增无减。事实上,非洲伊斯兰教总体上是比较温和的,早已融入到非洲人的生活之中,它与基督教也大致处于一个和平共处的状态。在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中,非洲伊斯兰教如何保持自己的本真、排除伊斯兰主义,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的困扰,是各界今后要加强研判的一个重要议题。 

  (原文参见《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撰稿人:李文刚)    

    

  非洲基督教现状及其对非洲社会的影响     

  《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指出,基督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信仰,但基督教的非洲化进程使其得以在非洲获得快速发展,非洲基督教这一称谓本身便彰显了其在非洲的适应能力。目前,非洲是全球基督教徒增长最快的地区,2018年非洲基督教徒人数达到6.31亿,位列全球各大洲基督教徒人数的首位。然而基督教徒在非洲大陆的人口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自西向东以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利亚、乍得、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南疆为界,该线以北地区的人口多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在上述地区的人口中占多数,该线以南则是基督徒在国家人口中占相对或绝对多数,特别是中部和南部非洲受基督教文化影响最为深远。在教派划分上,非洲基督教以天主教和新教为主,二者几乎各占据半壁江山,此外还有非洲独立教派以及集中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一小部分东正教派。 

  从趋势上看,基督教在非洲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预计未来几十年基督徒人口规模将增加一倍以上,至2050年达到10亿,在全球基督徒人口中的比例将上升至38%,尼日利亚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基督教国家。特别是20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以五旬节-灵恩运动、福音运动为代表的,具有普世倾向的跨地区、跨宗派的非洲新宗教运动蓬勃发展,五旬节-灵恩派非主流教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成为当今非洲基督教图景中最为突出的现象。 

  与此同时,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非洲基督教也面临着世俗化的挑战,对此,非洲基督教适时做出调整与回应,转变成更加贴近现实、适应现代社会的信仰形式,并且以更加包容和世俗的方式在更广的社会领域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构建现代多元的非洲社会中,基督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督教促使非洲建立了西方式的教育制度和医疗保健机构、工农业和科技发展纲领,推动了非洲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现代化的进程,在慈善、救济等公共福利领域,在提升女性地位、推动妇女解放方面,在调解冲突、维护和平的过程中都是重要的参与方和积极的践行者,其作用甚至大于政府。而非洲基督教未来的发展前景,一方面取决于其对社会转型的适应力,尤为重要的是取决于其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 

  (原文见《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撰稿人:郭佳)     

   

  趋势与原因:非洲族群冲突的新透视     

  《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指出,族群冲突与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相伴生,到1990年代中期为止,呈愈演愈烈之势,其冲突的规模、量级和次数等在全世界无出其右;1990年代之后,族群冲突虽有下降,但也出现诸多新特征和新趋势,让非洲各国疲于应付。进入新世纪后非洲族群冲突的新特点与新趋势主要表现在: 

  第一,武装冲突的死亡率正在下降。第二,非洲的冲突及参与冲突的行动者越来越呈“碎片化”,特别是族群、宗教以及政治派系的数量正在增加。第三,一些武装冲突具有强大的跨国性,武装分子能轻松跨越边境。第四,与选举直接相关的冲突充分释放,大部分非洲国家都经历过选举暴力。第五,在争夺诸如土地和水源等民生资源方面的局部暴力,其中包括常见的农牧民族群冲突也在增加,相关冲突基本覆盖了非洲所有国家的乡村地区。第六,族群与宗教冲突合流现象突出。 

  从理论上看,有几种结构性驱动因素有助于解释非洲为何会频发族群冲突,这些因素常常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非洲未来的和平与稳定:第一,高度贫困。从统计概率上来说,非洲的较贫困国家比富裕国家更容易引发国内武装冲突,因而贫穷国家承受更大的冲突风险。第二,民主化。民主化导致乱象丛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后果是与成熟的民主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往往出现选举输家不接受选举结果的情况,轻则质疑选举获胜方在选举中舞弊甚至操纵选举,重则引发选后冲突甚至内战。第三,政权类型的相关性。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混杂政体类型,在政治术语上称为“中间政体”,这种政体较之专制政体更不稳定,尽管后者的稳定性又显然远无法与成熟的民主政体相提并论。第四,青年人口膨胀。青年人口的膨胀是冲突和高犯罪率的重要诱因,特别是在贫穷国家,青年人缺乏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政治的发言权和参与率非常低,极易卷入暴力冲突事件或犯罪活动。第五,邻国冲突的外溢效应。当国家处于一个充满冲突的区域,容易受到冲突外溢的影响,这一现象大湖地区特别显著。 

  总的来说,赋以“族群名义”爆发的冲突,是现代多族群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尤其在后殖民多族群国家,其权力和资源分配大都缺乏成熟公民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现实基础,依赖盘根错节的本土传统社会结构与网络。于是族群作为特殊的“文化与政治”单位,被组织和动员起来争夺与维护“共有”资源。这种基于利益的族际互动,一旦诉诸于政治权力,就表现为族群政治的形态,这一形态下的族群冲突往往带有极大的暴力性和危害性。而且只要国家或某个族群控制大量资源,就会持续面临族群政治的威胁。又或者,只要族群之间在关联和血统上有足够的区隔性,猜疑、恐惧、敌意与暴力便很难避免。 

  (原文参见《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撰稿人:蒋俊)   

  

  非洲外贸与中非贸易发展态     

  《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指出,2017非洲外贸总额变动态势和全球外贸态势基本同步,但非洲外贸增长稍弱于全球平均水平趋势并未改变。2017年,非洲出口在全球总额中的占比从上年的2.2%微升至2.3%,进口在全球总额中占比从上年的3.1%微降至3.0%。从总体趋势上看,2010年后,非洲出口额全球占比呈显著下降态势。2014年是世界出口、进口总额峰值年,2017年全球出口、进口分别相当于2014年的0.933、0.945倍;对非洲而言,2012、2014年分别是出口、进口额峰值年,2017年非洲出口、进口额分别相当于上述峰值年金额的0.647、0.829倍。 

  近年非洲各国贸易增长步调差异较大。2014年后,随着全球经济走弱,非洲资源出口大国出口、进口额受创程度普遍较大,其出口额、进口额的跌幅通常大于全球出口额跌幅。2014~2017年间,出口增速低迷的都是资源出口依赖型国家,部分国家,如刚果(布)、利比亚出口增速趋于低迷,重要原因也来自国内安全局势不佳。进口增长态势低迷的也都是资源出口依赖型国家,低迷原因来自全球经济弱势、前期高增长、政治安全形势等方面。 

  非洲外贸结构变化表明非洲工业化正缓步推进。从非洲全部出口、进口额的地域伙伴占比趋势上看,欧洲、美国均呈下降趋势;非洲、中国作为伙伴的占比份额都有一定程度上升。从产品类别占比趋势上看,2012年后,矿产品、制造品在非洲出口额比重呈此降彼增态势。非洲外贸地域市场结构、产品结构变化,既反映出非洲工业化正缓步推进,也反映出非洲制造品全球竞争力仍相对较低。 

  中非贸易格局既反映出中非经贸合作取得较好成就。从相互贸易伙伴角色变化上看。其中,中国对非出口、进口占非进口、出口总额在2015年左右一度接近、超过五分之一,近年微有下降。从中非贸易发展态势的国别差异上看,中国对非洲大国贸易发展稳定,对非洲小国贸易起伏较大。 

  中非双向贸易产品结构状况反映出双方工业化的阶段差异。中国对非出口以制造品为主,制造品占中国出口额的95%以上;中国从非进口以初级产品和资源初加工产品为主,2017年上述产品占比仍超过86%。上述结构表明中非工业化水平不处在同一个高度上。中国工业化正处在中级向高级提升的阶段,非洲工业化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中非贸易产品结构趋势也反映出非洲工业化缓步推进。在中国出口非洲总额中,2012年后,低技术制造品、工程机电占比微有上升,加工品占比微有下降,表明近年中国在非洲建设组建加工制造基地的建设,既促进中国工程机电出口,也替代了非洲部分加工制造品进口。在中国进口非洲总额中,2012年后初级产品占比下降明显,2016年后资源初加工品占比上升明显,表明部分非洲国家某些资源初加工制造业正缓步发展。 

  基于非洲贸易、中非贸易发展的当前态势和未来趋势,建议从以下方面推动中国和非洲各国贸易,不断迈上新台阶。一是继续加强中非贸易制度机制建设,可考虑进一步拓展中国和非洲国家FTA谈判的签约伙伴,继续深化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合作。一是加强中非贸易联络合作平台建设。建议进一步增加贸易展会的种类数量、场次频度,同时引导中国企业开展面向非洲贸易电商平台建设。三是大力发掘非洲中小经济体蕴含的贸易增长机会。特别要面向当前部分和中国进出口额规模仍相对不高的非洲国家,加强出口和进口促进。四是加强贸易投资工程等多种经贸形式的联动互促。建议总结过去部分企业在某些国家投资、工程促进贸易的成功经验,将这些经验推广至那些中非贸易仍相对不活跃的非洲国家。 

  (原文参见《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撰稿人:徐强)    

  

  非洲外资流入总量明显下降,中国企业对非投资逆势增长     

  《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指出,2017年,全球资本流动出现了明显的收缩,美国财政和金融政策的急剧调整导致全球资本流动出现结构性变化。非洲国家由于在全球产业链上整体处于较低的位置,深受全球资本流动变化的冲击与影响。2017年,非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外资)流入量为417.7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占比为6.2%,成为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流入量最低的一年,同比降幅达到21.5%。这表明外资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流入时对非洲的兴趣下降。就外资流入的区域分布而言, 54个非洲国家的外资流动呈现明显差异。其中,北非地区主要在地缘上与欧洲相关,利用外资能力较强,但占比有所下降;西部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水平较高,吸引外资能力不强,但国别分布相对平均;中部非洲和东部非洲有少数国家吸引外资表现突出,其中埃塞俄比亚成为东部非洲吸引外资热点;而南部非洲国家则成为非洲国家外资流入的洼地,仅占非洲国家外资流入总量的9.2%。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加快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推动非洲单一空运市场(Single African Air Transport Market)建设,为各类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利于非洲大陆吸引更多的外资。 

  黄皮书指出,在非洲地区整体外资流入量降低五分之一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对非投资逆势增长。2017年,中国企业对非投资4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0.8%,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6%,主要流向安哥拉、肯尼亚、刚果(金)、南非、赞比亚、几内亚、刚果(布)、苏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等国。从投资存量上看,截至2017年末,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存量为433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量的2.4%。按照投资行业分布,建筑业、采矿业、金融业、制造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中国对非投资前五位,合计367.4亿美元,占当年末全部投资存量的84.8%。总体看,中国企业对非投资行业集中度略增且行业结构有所调整,中非制造业合作进一步加强,金融业投资增长更快。 

  黄皮书进一步指出,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并通过了“八大行动”,为未来中非投资合作提供了新动能。为此,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可在以下方面着力,进一步落实论坛共识。其一,把握形势变化,积极参与非洲经济转型升级。其二,促进要素流动,有效探索自由贸易网络建设。其三,践行“八大行动”,构建更紧密中非命运共同体。其四,改善投资环境,中非协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其五,探索三方合作,实现各方互利共赢。 

  (原文见《非洲发展报告(2017-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8年7月,撰稿人:周密    

    

  

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援助     

  《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指出,2017年国际社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整体规模基本持平,但相对集中,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仍然是获得援助最多的非洲国家,传统援助国与新兴援助国对非洲的援助略微下降。依据OECD/DAC统计数据,2017年,国际社会提供的ODA净交付额达到1770.76亿美元 ,比2016年实际下降0.19%。其中,DAC国家(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提供的ODA净交付额为1447.07亿美元 ,比上年下降0.15%,ODA占国民收入(GNI)的比重为0.31% ,主要援助领域包括社会基础设施、人道主义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此外,2017年,新兴援助国对非援助额与2016年略微下降,从5.16亿美元略微下降至5.14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农业、能力建设以及促贸援助等多个领域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力度,积极推动非洲国家的减贫和现代化进程。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7年中国对非洲相关国家继续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援刚果(金)政府综合办公楼项目交接、援南苏丹“朱贝克烈士示范中学”正式启用、援吉布提国家图书档案馆建设项目奠基等;在医疗卫生援助方面2017年中国向安哥拉、津巴布韦等国派遣数批次医疗队前往非洲开展援助,向马拉维、南苏丹等国提供抗医药物资,为相关国家提供现汇支持、开展巡诊;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方面2017年非洲受气候变化影响,干旱、虫灾以及黄热等人道主义灾难频繁发生,造成受灾国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中国及时提供紧急救灾物资或现汇援助,帮助受灾国减轻灾害影响,重建家园;在能力建设方面,中国通过开展来华培训、境外培训等方式,与非洲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和实用技术,帮助非洲培养人才,增强其自主发展的造血功能。在农业方面,中国一方面对相关国家开展农业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中国援佛得角农产品初加工中心项目移交,另一方面也向相关国家提供农用物资、派遣农业专家等方式对非洲国家进行援助;在促贸援助方面,中国帮助塞拉利昂、坦桑尼亚等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了援助,如中国援塞拉利昂集装箱检测设备和配套远程监管控制系统项目交接。 

  展望未来,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需求将进一步攀升。一方面非洲由自然、人为等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可能持续恶化,另一方面美国新公布的非洲战略对非洲的消极影响则已成定局,在此背景下为弥合非洲日益增大的发展融资需求,改善非洲国家整体营商环境、扩大私营部门的参与成为必然趋势。 

  (原文见《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撰稿人:宋微)     

  

 

  

南非如何走出治理困局,再现发展活力     

  新南非已走过25年发展历程。总体上,成功完成了从种族隔离制度到不分种族民主制度的转型,实现了政治稳定、民族和解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但近年来,南非的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支持率下降,内部权力斗争日益明显,腐败现象频发,社会治安恶化,种族关系紧张,导致近年来南非经济增长乏力,出现技术性经济衰退。尤其是2015年以来,大面积腐败,官员寻租已经成为影响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加之祖马总统频繁改组内阁,出现政府治理乱象,金融秩序动荡,影响投资信心。由此导致2016年全国地方政府选举当中,非国大不仅失去1999~2009年三次大选赢得三分之二选票的绝对优势地位,而且从2014年大选的62.15%得票率,大幅下降至53.9%,对执政地位发出警告。 

  2017年底非国大权力交接,成为能否逆转困局的关键。2017年12月16日开幕的非国大全国大表大会选举新的领导核心,经过激烈的争夺,时任非国大副主席(国家副总统)拉马福萨以52%的多数选票当选非国大主席。非国大作为一个百年老党,派别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利益所在。非国大曾经历过多次分裂,但是主体力量的政治目标和战略策略的认同一直得以维持。2017-2018年的权力交接和队伍整顿在波折中能够推进,是在共同政治目标下的力量平衡。拉马福萨为首的新班子,能否为南非的发展带来新曙光,受到南非内外的关注。 

  2018年初,非国大新领导核心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完成向拉马福萨执政的转变,这对稳定政治经济形势至关重要。2018年2月祖马接受非国大全国支委会的要求辞去总统职务,非国大主席拉马福萨当选南非总统。新总统拉马福萨2月16日在议会做首个国情咨文报告,提出施政纲领,强调南非是多样性的统一的国家,将继承曼德拉开启的和解与包容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和平等的社会。将实施新举措,开启国家经济增长、就业和转型的新局面。 

  拉马福萨总统上任后,在维护非国大和执政联盟团结、坚持南非的包容性发展道路的同时,着力扭转治理乱局,提高政府部门的执政效率。主要的政策和举措包括:迅速组建正直、专业、高效的执政团队,以扭转治理困局,推动各部门有效开展工作;推动反腐败司法调查依法、有序、公开进行,议会司法调查委员会坚持透明和公正的原则,展开对“劫持国家”相关涉案人员大范围的调查,质询过程依法向媒体开放,同时规定司法调查必须尊重个人隐私,对私人宅邸和财产的调查,必须在专业法律团队的指导下进行;对敏感的土地改革问题,坚持根据宪法程序依法、有序、公平推进,新政府的土地改革方针是:土地改革必须尽快改变旧的土地所有制度,同时不能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有严重的干扰;拉马福萨政府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是尽快走出经济困境,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为此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和鼓励投资是政府推动经济复苏的首要任务。南非新政府的明确政策和具体举措,使南非出现发展新契机。 

  当前,南非政治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包括非国大内部的政策分歧,国有企业的低效,特别是电力供应的危机,拖累经济发展。虽然仍面临诸多难题,但是非国大在2019年大选中有望获胜。今后五年对南非是兴衰攸关的时期,大选后新政府任务艰巨、困难重重,但是南非国内外对拉马福萨政府的期待值比较高,乐见南非再现发展活力。 

  (原文参见《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撰稿人:杨立华)    

    

  

尼日利亚:大选尘埃落定,大国投入明显上升     

  2018年对于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和对外关系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尼日利亚将迎来自1999年恢复文官政府之后的第六次大选。经济恢复进入关键期,大选会否影响经济恢复增长势头、以及是否能为国家经济治理提升提供新动力值得期待。国家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而且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博科圣地通过重组、极端派重新掌握全局。农牧民冲突以及富拉尼极端主义的威胁急剧上升。在对外关系上,在西方国家重返非洲的大背景下,大国加大了对尼日利亚的重视,进一步提升了尼日利亚的国际战略地位。 

  尼日利亚的国家治理挑战依然艰巨。第一,经济延续缓慢恢复态势,但增长和转型动力不足。得益于石油收益的增加,尼日利亚经济衰退形势有所减缓。2018年的GDP增速有望达到1.9%,高于2017年的0.8%。然而,缓慢的经济改革和转型议程、失业率和极度贫困人口的上升使布哈里政府的经济治理依然面临着质疑。第二,大选相对平稳举行,但政治挑战依然艰巨。在2019年3月23日大选中,现任总统布哈里击败人民民主党(PDP)的阿布巴卡尔成功连任。然而,尼日利亚国内的政治极化、党内冲突、地方政治暴力表明国家政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三,安全威胁有所降低,但冲突和不安全的根源并没消除。尼日利亚及多国联盟在打击博科圣地恐怖活动上取得了积极进展,然而,博科圣地通过重组,极端派重新掌控全局。同时,中部地区的农牧民冲突导致的安全威胁急剧上升,富拉尼极端主义成为尼日利亚最主要的安全威胁。 

  加强地区合作、提升在地区事务上的影响力,依然是布哈里政府地区政策的重要目标。第一,尼日利亚继续引领西部非洲共同体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议程。2018年7月31日,布哈里当选新一任西共体主席,促使尼日利亚在西部非洲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第二,尼日利亚在非洲集体安全和政治进程上继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2018年,尼日利亚是非盟和平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尼日利亚积极推动“2020枪声消弭计划”的落实,促使非盟和平安全理事会加强对南苏丹等非洲安全和冲突的介入,尼日利亚还积极参与和领导非盟警务合作。 

  布哈里政府继续坚持平衡务实的国际合作战略。2018年4月,布哈里访问美国,成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第一个访问美国的非洲领导人。在安全和反恐议题外,尼日利亚还尝试加强与美国进出口银行以及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合作,以平衡尼日利亚对中国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过度依赖。2018年9月,布哈里访问中国并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时,表示希望利用中非合作论坛的平台寻求中国在尼日利亚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金融、电力、农业等各领域提供更大支持。 

  大国加大对尼日利亚的重视和合作力度。第一,欧洲国家“重返非洲”步伐加快,尼日利亚的战略地位受到更大重视。2018年,英国、德国、法国领导人先后访问尼日利亚,在经济、安全和发展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第二,美国的新非洲战略将优先强化与尼日利亚关系。2018年9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尼日利亚国别战略明确指出,尼日利亚将是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的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的尼日利亚战略重点关注民主治理、经济增长以及和平建设。第三,中国继续加大与尼日利亚经贸合作关系。目前尼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工程承包市场、第二大出口市场、第三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目的地国。2018年9月,布哈里访问中国时,中尼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原文见《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撰稿人:周玉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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