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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刚:“一带一路”背景下尼日利亚宗教风险

日期:2019-08-07
李文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 


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人口最多国家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领头羊。2018年9月,中国与尼日利亚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尼日利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地位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利亚是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化国家,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实施面临不少风险,其中宗教风险就是其中之一。 


一、尼日利亚的多元宗教格局 

尼日利亚近两亿人口中,50%信奉伊斯兰教,40%信奉基督教,10%信仰其他宗教。从地域看,北部地区是伊斯兰教,南部地区是基督教,西南部地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基本持平。尼日利亚宗教格局呈现出“民族—宗教—地域”高度关联的鲜明特征。

(一) 传统宗教 

尼日利亚各族民众都相信有“上帝”和其他一些小神,上帝无所不知,地球上发生的一切都归他管,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和播种收获都与上帝密切相关。若遇不顺或碰到麻烦,个人应求助术士和占卜师,因为他们是上帝意志的解释者。各地崇拜的神灵不尽相同,可能是近期逝者的灵魂和以往的幽灵,或陆上超自然神灵,如河流、大树、岩石、蛇,或其他动物和物品。

尼日利亚人认为,传统宗教可保障土地的肥沃和人口的繁衍,保护他们免遭厄运,调解争端,惩罚邪恶。神职人员掌握着可以驱魔治病的超自然力量,他们售卖护身符和药物,以增强普通人抗击灾祸的能力。

(二)伊斯兰教 

尼日利亚伊斯兰教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1世纪晚期,加涅姆(今尼日利亚北部一带)的国王胡麦皈依伊斯兰教。1804年,富拉尼教师福迪奥发动圣战,最终创建庞大的索科托哈里发国,成为西非最大的国家。1903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最终征服索科托哈里发国,抛出“间接统治”,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

1960年尼日利亚获得独立,北区总理贝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大量民众皈依伊斯兰教。同时,中部地带不少少数民族民众也皈依了基督教。这种你追我赶式宗教扩张引发穆斯林同基督徒关系日益紧张。1966年,尼日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贝洛等多名政界人士被害,北区的伊斯兰化政策也戛然而止。中部地带成为伊斯兰宗教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的交界区和缓冲区。尼日利亚伊斯兰教以逊尼派为主,苏非主义影响很大。

(三)基督教 

尼日利亚基督徒主要分布在南方,在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北方,一些较大的城镇亦有一些教堂。尼日利亚西南部约鲁巴聚居区传统上多受基督教新教和英国圣公会影响,伊博人聚居的东南部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的活动范围。基督教的其他一些教派在尼日利亚亦有分布。

尼日利亚独立后,中部地带五旬节派发展迅速,甚至在南部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城镇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尼日利亚也诞生了一些本土的“非洲化”的基督教会,往往揉合了当地传统宗教的一些符号,其中在西南部和中部地带非穆斯林聚居区,阿拉杜拉运动发展非常迅速。

二、尼日利亚宗教风险主要类型 

(一)宗教激进主义的蔓延 

当前,尼日利亚最为突出的宗教风险就是宗教激进主义,代表势力是的“博科圣地”(字面意思是“禁止西方教育”)。从历史上看,尼日利亚宗教激进主义有一个演变和异化的过程。尼日利亚国家治理问题积重难返、身份认同出现危机及北部保守的宗教环境导致了这一组织在2002年出现。

2009年,“博科圣地”在一次集会中与警方发生暴力流血冲突后,逐渐蜕变为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利用重要时间节点,袭击教堂、清真寺、联合国机构、学校、警察局甚至兵营,“博科圣地”还往往根据力量对比选择“硬目标”或“软目标”。“博科圣地”制造的大大小小的暴恐事件不胜枚举,其残忍性与“伊斯兰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穆斯林与基督徒的矛盾和冲突 

长久以来,尼日利亚人的民族宗教属性是一个敏感话题,因为涉及财富和权力的分配问题。北部穆斯林核心区面积广阔,历史上是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殖民统治期间保留了埃米尔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力,独立后整个国家多为穆斯林掌权,包括数位军政权国家元首均为北部穆斯林。他们在执政期间,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使尼日利亚更具“伊斯兰”色彩的冲动。以上因素构成了穆斯林和基督徒矛盾的深层次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的宗教纷争和宗教不宽容与日俱增,宗教认同、宗教因素卷入政治角逐中,宗教政治化的风险极易对国家的统一和世俗性构成威胁。穆斯林和基督徒矛盾和冲突主要就是围绕着国家的世俗性、伊斯兰教法等问题展开的。

(三)伊斯兰的教派纷争 

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教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提贾尼教团和卡迪里教团之间的竞争就相当激烈。70年代后期,伊斯兰改革派同苏非主义者在一些地区的冲突也已司空见惯。80年代,宗教激进主义日益高涨。90年代,在北部的一些重要城市,苏非教团支持各自的候选人竞争宗教和传统的埃米尔的职务,纷争不断。

尼日利亚伊斯兰教的主体是逊尼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尼日利亚逐步出现了什叶派。什叶派问题之所以成为尼日利亚宗教风险之一,主要在于它不仅与传统的逊尼派会发生冲突,也与尼日利亚国家发生冲突。什叶派组织“尼日利亚伊斯兰运动”,主张建立伊斯兰教法的什叶派国家。

(四)境外宗教风险的影响和渗透 

一方面,伊斯兰世界的各种思潮和运动,特别是激进思想乃至极端思想,都可通过书籍、影视、广播、网络传入尼日利亚;另一方面,西方世界一些突发的涉及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事件也会在极短时间内在尼日利亚引发骚乱。“博科圣地”虽是尼日利亚本土产生,但其手法和策略,无不与境外极端势力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尼日利亚宗教风险的这一特点,特别是“博科圣地”与境外极端势力的勾连,凸显了国际反恐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尼日利亚宗教风险的影响 

     尼日利亚宗教风险的影响有的是全局性的,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国家统一和政治发展进程,有的是直接对国内和平、安全和稳定及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还有的是对尼日利亚的国际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制约国家政治发展进程 

无论是关于国家世俗性的辩论,还是广大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和平共处,不利于民族构建的进程。从尼日利亚政党政治的历史来看,政党的建立都是基于民族宗教地域背景的。从选民的投票模式来看,穆斯林大多支持的是穆斯林候选人,基督徒支持的是基督徒的候选人。因此,在尼日利亚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南北轮流执政的模式,而且为了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各政党在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时要有意识的考虑二者的一个搭配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是穆斯林作为总统候选人,那么副总统的候选人一定要选一个基督徒,反之亦然。

从长远来说,这其实是民主政治不成熟的一个表现,但对尼日利亚来说,南北轮流执政也是目前能够普遍被接受的一种模式。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角度看,其宣称要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神权国家,并号召穆斯林不要参与大选投票,就与尼日利亚现代民主体制背道而驰了。

(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从宗教风险的角度来看,每次宗教冲突都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博科圣地”等组织的暴恐活动对东北部地区的破坏程度非常大。大量基础设施、清真寺、学校,甚至整个村庄都被夷为平地。每一次暴恐袭击或者是宗教冲突都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经济损失都是难以估量的。此外,宗教极端势力对尼日利亚人心理的创伤也是难以评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反人类、反社会和反宗教的本质。

(三)对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尼日利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一直试图在西非次区域、非洲大陆乃至全球事务中发挥积极影响,彰显其国际地位。然而,各类宗教风险令这个西非文明古国的国家形象大打折扣,“暴力”甚至成为尼日利亚的一个标签。尼日利亚被不少评级机构或智库列为安全风险较高的国家。宗教风险加大了外部投资人的心理负担,弱化了尼日利亚吸引外资的能力。这些都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其追求大国影响力和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努力。尼日利亚民族宗教冲突的风险也常常被西方国家利用,成为干涉尼日利亚内政一个因素。

尼日利亚特殊的民族宗教格局,在国内外特定因素的影响下,宗教风险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以“博科圣地”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中部地带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农牧民冲突、“尼日利亚伊斯兰运动”高涨引发的什叶派问题较为突出。

中国与尼日利亚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促进尼日利亚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应对宗教风险等问题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作者:李文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摘自《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2期《“一带一路”背景下尼日利亚宗教格局及宗教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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