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4日，第十二届“大使讲坛”以线下线上方式举行。讲坛主会场设在中国非洲研究院。非盟驻华代表处常驻代表拉赫曼塔拉·奥斯曼大使应邀发表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年议程》”的主旨演讲。中国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新烽、副院长周云帆和来自中国非洲研究院、高校、研究机构的近70位专家学者出席讲坛。中国非洲研究院副院长王晓明主持讲坛。

　　奥斯曼大使以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中非关系的一段描述作为演讲开场，“中非关系不是一夜之间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的，也不是第三方赠与的，它是中非双方多年来在共同迎接挑战、共同面对困难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培育和建立起来的。”奥斯曼大使认为这句话准确描述了中非关系的基础，体现了对未来前景的展望。

　　奥斯曼大使在演讲中梳理了非盟《2063年议程》提出的背景和发展历程。他说，《2063年议程》的思想基础源于加纳已故总统恩克鲁玛博士的“泛非主义”，即倡导非洲大陆内外非洲人的团结，实现这一愿景的第一步是 1963 年在亚的斯亚贝巴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 (OAU)。非统组织成立后支持了南部和西部非洲葡属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将南非从种族隔离制度中解放出来，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的援助。在经济领域，非统组织通过《非洲经济发展拉各斯行动计划》（1980-2000 年）（1991年被《阿布贾行动计划》取代），努力促进非洲一体化建设，并最终成立了“非洲经济共同体”（AEC）。2002 年，非洲统一组织被非洲联盟取代，并着手制定未来50年发展的《2063年议程》，以“我们想要的非洲”为口号，旨在50年内建成地区一体化、和平繁荣新非洲。

　　奥斯曼大使详细介绍了《2063年议程》提出的七大愿景：一是，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基础上打造繁荣的非洲；二是，在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愿景基础上打造政治团结的一体化非洲大陆；三是，建设公平、民主、尊重人权、正义和法治的非洲；四是，实现非洲的和平安全；五是，让非洲拥有强大文化认同、共同传承、共享价值观和道德观；六是，以人为本追求发展，充分发挥非洲人特别是女性和青年的潜力，关爱儿童成长；七是，让非洲成为国际社会中强大、团结而富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和合作伙伴。

　　《2063年议程》将头十年的发展规划（FTYIP）作为实现这一宏愿的第一步。在十年规划中，制定了六个具体的大陆发展框架，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六大框架包括：第一，非洲农业发展综合计划（CAADP），非洲政府将至少 10% 的国家预算分配给农业和农村发展，实现每年至少 6% 的农业增长率，通过以农业为主导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以消除饥饿和减少贫困；第二，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PIDA），通过改善地区和大陆层面基础设施网络和服务，促进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和减贫；第三，2009—2050 年非洲矿业愿景 (AMV)，旨在使非洲战略性地利用其矿产资源，以实现广泛而具有包容性的发展；第四，非洲科技创新战略 (STISA)，该计划的总体目标是每个成员国将GDP的1%用于资源开发，以响应对科学、技术和创新的需求；第五，促进非洲内部贸易计划（BIAT），旨在深化非洲市场一体化，增加非洲内部贸易量，其中一个关键要素是2020年1月开始运行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目标是在未来十年将非洲国家间贸易量占总贸易量的比例从目前的 10—13%增加到 25% 或更多；第六，加速非洲工业发展计划 (AIDA)，将工业化纳入国家发展政策和扶贫战略，通过调动金融和非金融资源来提高非洲工业化水平。

　　奥斯曼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和《2063年议程》都是在2013年推出的，目标也具有相似性和交叉点。他认为，《2063年议程》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投资指明了方向，可以参照《2063年议程》中规划的蓝图进行投资。“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求同存异”的主张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和平、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具体化。上世纪50年代，中国在人均收入仅为非洲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就向非洲提供发展合作，这源于中国“仁”“义”的价值观，它具有多个层面的丰富内涵，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奥斯曼说，“一带一路”倡议在工业化、基础设施、安全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为非洲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为实现这一目标，中非双方需要做如下两方面的努力：其一，了解当地的人口状况，避免出现殖民地时期基础设施建设在人口快速增长地区形成空白的问题；其二，应对已经存在的经济模式（或称为企业基础设施发展），这将有利于非洲，特别是确保中国援助的项目随着时间推移能真正为非洲所利用，实现互惠互利。

　　奥斯曼说，基础设施对所有经济部门都至关重要。《2063年议程》强调非洲需要发展世界级的基础设施项目，通过铁路、公路、海上、空中、电力系统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将非洲连接起来。他指出了中国在非洲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优势和问题，预计到2040年非盟议程中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将耗资超过3600亿美元，鉴于非洲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吸引私人资本甚至官方发展援助，因为他们专注于短期回报，而中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事实上，中国已经在非洲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2010—2015 年，中国在非洲电力部门投资了 130 亿美元，占新增产能的至少 30%，还有许多用中国贷款建造的铁路、公路和港口项目，以及体育场、医院、学校和博物馆等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但中国在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关系还没有理顺，例如各个非洲国家的采购流程不同，基础设施项目的参与条款差异很大（例如使用本地劳动力、利率、环境要求等）。

　　在互动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与非盟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非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无具体的机制和举措、即将到来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中国非洲研究院在人文交流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非洲高速铁路网等项目、新冠疫情对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和非洲实现《2063年议程》的影响、中国在非洲参与三方合作的可能性，以及中非科技创新合作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最后，王晓明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世界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但各国人民也有着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2063年议程》是推动非洲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也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的验证。因此，正如奥斯曼大使在演讲中所指出的，团结协作至关重要。让我们紧密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和非盟《2063年议程》，为中国和非洲国家人民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

　　(摄影：董嘉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