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学习了一年后，我搬出校园，住到了以窄巷和四合院闻名的胡同里。这里，有很多久居于此的老年人，我走在胡同里，老人们会跟我打招呼，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南非’。无一例外，他们总会微笑而热情地说：‘非洲兄弟’”。

说这段话的是Luyolo Sijake（天佑），2013年，他从南非开普敦来到中国，那是他第一次到中国。2016年至2018年，他在北京大学攻读汉学硕士学位，主修经济学与管理学。我们见面时，他说：“我可能会在中国再呆一年，但我想回非洲，去到南非以外的地方，帮助加深中国与非洲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目前他已经回到南非，为一家跨国咨询机构工作，为有兴趣在其他国家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以及想要在中国和亚洲寻求发展的海外企业提供帮助。

我父亲的车叫“周恩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在北京举办了一次演讲活动，纪念南非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20周年。活动名为“我的中国-南非故事”，邀请中国和南非两国人民来讲述他们在对方国家的经历。

我受邀对这些演讲者进行指导，审阅每篇演讲稿，针对演讲稿和演讲风格提出一些改进建议。录制完成后大约一个月后，整个系列节目在南非国家电视台播出，不久就上传到了China Plus网站上。

正是通过这个节目，我第一次听到了天佑的故事。我了解到，天佑使用“遗产”一词和提及“我父亲的一代”不仅仅是修辞手法。“我父亲15岁就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加入到反抗种族隔离政权的斗争中。两三年后，他被推荐进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 weSizwe），这让他得以前往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或非洲以外的国家接受培训。”“有时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会聚在一起回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担心他们的故事会失传，我便开始录像保存。其中一个故事是，他们驾驶的全地形车遭到破坏，有人损坏了后轴，后轴脱落了。于是，我父亲提出需要派一个机械师来修理‘周恩来’。”

“周恩来？”天佑听到中国第一任总理的名字，甚是惊讶，他不明白周恩来和他父亲的车有什么关系。“我父亲解释说，在反对种族主义政府的斗争中，周恩来是中国支持我们斗争的带头人。作为援助的一部分，中国提供了大量这种车，但是没有人知道这种车叫什么，因为唯一的标志是没人能读懂的汉字。所以，他们把这种车统称为‘周恩来’。”

天佑继续解释说，后来他的父亲被捕并囚禁在罗本岛。种族隔离政府倒台后，他终于获释，他参了军，有了很多来中国的机会，他仍会谈起他在这个国度感受到的温暖。不巧的是，天佑的父亲几个月前来到中国，在我和天佑首次见面前不到一周，他刚好回国了。

这可能是“兄弟”情谊的一个体现，但还远不止这些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直到1971年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被承认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中占有合法席位。在那之前的近十年，1963年年底，周恩来总理访问了10个非洲国家，提出了中国支持非洲及阿拉伯国家的五项原则。

正因为有中国支持非洲国家的这段历史，在投票赞成第2758号决议的76个国家中，有26个来自非洲！中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意识到中国和南非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很快想起毛泽东经常说的“非洲兄弟”一词，50年后，天佑在胡同中仍然能听到这个词。

西方对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指责是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事实

伊恩·古德鲁姆（Ian Goodrum）是美国人，在中国主要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埃德加·斯诺新闻编辑室工作。2018年5月，我与伊恩有过短暂的会面，之后我们又一次见面，交换了我们在美国和中国的一些经验。我跟他讲到最近与天佑的谈话以及天佑的“非洲兄弟”故事，这引起了我们关于中非关系的讨论，特别是西方对中非关系的指责，包括2018年时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对中非关系的指摘。

伊恩说：“中国以外的太多人不明白，这些指责是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事实。”他推荐了一些文章让我读，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教授黛博拉·布劳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的几篇文章。2015年，她在《外交政策》发表的文章提到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的非洲之行，她指出，习近平承诺“提升中非关系”以促进互利伙伴关系，并宣布承诺在三年内为非洲发展项目提供600亿美元。在题为《关于中国在非洲投资的5大误解》的文章中，她指出，“关于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五大固有误解，仍在不断被各大媒体传播”。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三个：

误解1：中国只想开采非洲的自然资源。布劳蒂加姆指出，虽然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中国很有吸引力，但对西方的企业来说也是如此。

误解2：在2015年7月的非洲使节会议上，奥巴马总统警告称，不要用外国劳工建设基础设施。虽然没有提到中国，但每个人都知道他指的正是对中国固有的误解。布劳蒂加姆指出，虽然一小部分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允许中国建筑公司自带工人，但他以及其他人的研究表明，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绝大多数工人是当地雇员。

误解3：认为中国正在寻求对非洲土地的控制。持此观点者甚至称中国有意派遣中国农民在非洲为中国种植粮食。布劳蒂加姆对中国在十几个国家的60个农业投资项目进行了为期3年的调查，发现这一论点没有得到支持。首先，她发现中国人实际上只获得了70万英亩土地，而不是一些批评者声称的1500万英亩。然而，她确实发现有几十个中国人正在为非洲当地市场种植农作物。

为什么非洲学生放弃美国而前往中国

作为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天佑并不是孤身一人。

2017年，我认识了来自坦桑尼亚的社会学博士生扎卡里亚·米格托（Zakaria Migeto），他与我同住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公寓楼里。2018年8月的一天，我进公寓时恰巧碰见他正要离开。“我现在正在写中非历史关系的相关文章。”扎卡里亚急切地说：“你知道坦赞铁路吗？中国免费为非洲修建了坦赞铁路，而当时中国并不富裕。”坦赞铁路是一条从坦桑尼亚-赞比亚出发的铁路线，旨在将内陆的赞比亚与大海连接起来，使其能够摆脱对南非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经济依赖。

过去，我结识了来自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刚果、喀麦隆、尼日利亚、几内亚等国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的非洲学生。事实上，2003年在中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中，非洲学生仅占国际学生总数的2%，新冠疫情暴发前非洲学生的占比增加到了13%。这些数字在2017年6月CNN网站上的一篇题为《为什么非洲学生放弃美国而选择中国》的文章中有所介绍，该文章称，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在华非洲学生人数增长了26倍——从2003年的不到两千人增加到2015年的近五万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美国和英国每年接待约4万名非洲学生。2014年在中国的非洲学生人数超过了这个数字，中国成为继法国之后非洲学生出国留学的第二大热门目的地，法国有95000多名非洲学生。

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国承诺到2018年向非洲人提供三万个奖学金名额。奖学金的种类各有不同。扎卡里亚通过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七个项目之一来到这里。此外，还有“一带一路”倡议奖学金等。天佑通过另一个渠道来到中国，他参加了第13届汉语桥比赛，并获得了奖学金（包括机票）。根据中国签证规定，大多数国际学生在完成学业后不能留在中国，这防止了非洲的人才流失，意味着中国正在培养一代非洲学生，与法国、美国或英国的做法不同，在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更有可能回国并带回新的教育背景和新技能。

在尼日利亚驻华大使馆

伊恩说，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许多西方人将其贴上“新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标签。对此，伊恩批驳说：“非洲人民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尽管有西方的‘援助’，他们还是经历了危机和停滞，现在，在中国的帮助下，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2018年9月初，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非洲国家领导人特别谈到了这一想法。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是2018年会议的联合主席，近30年前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首次见到他。他认为，中国不是在非洲以殖民主义的方式行事，而是帮助非洲大陆的发展。拉马福萨在会议致辞中说：“中国是非洲国家实现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的可靠伙伴。”非盟2063年议程是指导非洲50年发展计划的战略框架。

2018年12月，我和我的音乐搭档傅涵应邀在尼日利亚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迎接新年和春节的活动中演出，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来自20多个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其中包括一些大使，他们谈到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不断加强的历史友好关系。

尼日利亚大使巴巴·艾哈迈德·吉达阁下在欢迎辞中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说，这不仅是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关系，而且是中国与整个非洲的关系。他说：“今天我们齐聚尼日利亚大使馆，我们谨代表全体非洲大使对我们与中国之间历久弥新的友好关系表示感谢。出席活动的大使来自尼日尔、塞拉利昂、佛得角、塞内加尔、摩洛哥、阿尔及利亚、马里、索马里、加纳、利比亚、纳米比亚、贝宁、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科特迪瓦，还有非洲联盟驻华大使。 ”

佛得角大使塔尼亚·罗穆亚尔多阁下强调：“在中非合作论坛的保护下，我们的关系正在经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阶段，但这不是两三年前才开始，而是由来已久，当时非洲还未成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大陆，而是一个殖民地的大陆，中国是支持我们的老大哥。”她最后强调了中非关系的真正优势：“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一片光明，中国和非洲正处于牢固和互补的关系中，这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最后，我要赞同罗穆亚尔多大使的发言，即中国和非洲这两个兄弟的未来确实是一片光明，因为历史、共同利益和友谊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作者简介：

马克·力文，美国社会学家，1976年完成基于1930年德国议会选举中纳粹党的选举支持的开创性定量历史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大学任教几年后，他离开学术界，成为加州湾区一个贫困工人组织的志愿者。二十年后，他应邀参加美国社会学协会会议，被公认为开辟了社会学实践的新领域——公共社会学。直至2005年，他抵达中国江苏省淮安市，于2007年至今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马克是一位创作歌手，他创作了80首关于中国的具有美国乡村和民间风格的歌曲，在中国16个省份和多个媒体平台演出。他曾在中国 65所大学演讲，在80场比赛中担任公共演讲评委。马克已出版《我的中国之旅》《向世界歌唱我的中国故事》《揭秘即兴演讲》（合著）等著作，获得“2011-2013年长城友谊奖”和“2014 年中国国家友谊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永久居民。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授权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立“道中华马克·力文工作坊”，马克任此工作坊首席专家。

本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中国非洲研究院的立场。